空间逐步向公共化的空间转换。”
这样的改造思路，遭到了当地文保部门和规划部门的共同反对。朱儁夫回忆，他们要开发地下空间，这样地面上的房子基本要全拆，有文保官员对他说：“朱儁夫你这个地下要真做的话，我就把我自己埋在里头。”
而在实现“鱼骨状”设想过程中，针对要将原本窄小的巷子扩成8米宽的主街，波士顿设计也与当地文保、规划部门僵持了一年。
文保专家对“波士顿模式”同样嗤之以鼻。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曾主持起草文物保护法的著名专家谢辰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种拆真古董、建假古董的模式完全就是胡闹，是完全错误的。”
“有些地方官员讲，我要改造什么什么。遗址能改造吗？文物能打造吗？这口号就是错的。”谢辰生说，保护就应该原址原样修复，根本就不应该改造、打造。
商业利益的冲动
从波士顿设计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其主导的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已遍及全国多个地市。
“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这么荒唐的改造思路，在全国各地都很受欢迎。”谢辰生说。
是否采用波士顿设计，决定权自然在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为何会喜欢“波士顿模式”？没有人比朱儁夫分析得更透彻。
“传统的思路是政府先立项，立项后政府一步补偿到位，政府再主导居民外迁，主导运营和建设成果，主导招商——这导致的结果是，在一个很紧凑的时间和大量的资金压力下，为了完成一项任务，政府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最后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朱儁夫在演讲中说。
他接下来提出思考：“怎么能够保护我们的文化，同时让大家有积极性，也就是政府有冲动愿意去做它，开发商有冲动愿意去建设它，企业有冲动能够来运营它，老百姓也有冲动愿意来接受这种拆迁方案？”
答案毫无疑问是商业开发。在一个多小时的讲座里，朱儁夫用大量时间讲解了如何与商户沟通、如何设计出符合商业要求的建筑。
在传统保护模式与波士顿模式之间，地方政府很快做出了选择。以郁家巷项目为例，朱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个项目在请我们来主持设计之前，他们已经请过东南大学、浙江园林设计院等很多设计单位做过很多轮设计，但是还停留在一个原址保护的阶段。规划部门和操作部门把我叫过来，希望能加入一些新的力量，争取换一个角度，不仅能够保护，还能够改造历史街区。”
地方政府的倾向还远不止于此。在郁家巷项目中，波士顿设计与当地文保、规划部门尽管频频产生冲突，但地方决策者最终均站在了波士顿一边，甚至更加激进。
朱儁夫举了一个例子：“街区里面当时有个很有价值的小洋楼，本来是堵在路中间，我们也不太建议把小洋楼搬迁掉，但是开发商和市领导坚决认为小洋楼应该搬掉，文保部门则坚决反对。”
“但从商业利益角度，市场是非常强大的力量。”朱儁夫接着说，“最后市领导决心搬了，但是没有通知文保部门。”
历史街区改造的困局
在郁家巷项目以后，波士顿相继又介入了宁波市南塘河、莲桥街、贝家巷、月湖西区等街区的改造、建设项目。而直到月湖西区的改造，双方合作才告终止。
“在媒体大规模报道以前，我们在去年11月份就已经终止了和波士顿的合作，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已经走样了，现在整体的都已经停下来了。”宁波市规划局研究员叶建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这种“走样”所指即是按照波士顿设计要求进行的大规模拆迁。到记者前去查看的今年8月，月湖西区一期大片建筑已遭拆除，整片工地中只剩零星的几座保留建筑。
然而随着工程的停下，新的问题开始出现。月湖西区内的原住民大部分已经被迁出街区，无人居住的情况下，街区内的古建筑保护、修缮任务变得更加迫切。
“我们规划部门正在做新一轮的规划，开展一轮月湖西区的保护与发展研究，但现在结果还没出来。”叶建明告诉记者，他们前不久刚刚要求了国家名城委的专家和同济大学前来调研，但结果并不那么容易得出，“这几乎是困扰所有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难题”。
难题之难，主要在于资金与利益诉求的平衡。
叶建明介绍：“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历史街区是不要动的，要原住民住在这边，按照原来的风貌进行保存。但是这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的财政负担太重，如果这么大一笔资金要政府来投入的话，政府可能会选择那些受惠群体更广的基础设施建设先做，而把关乎一部分群体利益的古建筑修缮放在后面。”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街区住宅古老，原址修缮以后，居住条件仍然很差，比如电线老化等各种问题。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