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多项,但是突出的问题是标准间矛盾、交叉、重复,个别重要的标准或者重要的指标缺失,一部分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待提高。而且还存在基础研究滞后、保障机制不全等问题。

  京华时报:一些涉及相同内容的标准,往往会出现各级标准“打架”的情况,它们是怎样分工的?

  严卫星:我们现在是以国家标准为核心、其他标准为补充的食品标准体系。如果没有国家标准,可以由省级人民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地方标准,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这些地方标准可在全国范围内适用。国标、地标都没有的,应制定企业标准。我国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需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企业标准在本企业内部适用。

  京华时报:曾有专家称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制定费用与国外标准相差甚远,“低投入”的标准产出能否令人放心?

  严卫星:从过去几千元,到现在每一个标准差不多5万。面对“低投入”标准的质量问题,有关部门把预算已经做了。尽管标准经费还是不足,但是我想标准的质量,尤其在保障消费者健康的宗旨下是不能有任何含糊的,这一点请大家尽管放心。

  □标准本身

  “从标准保护水平上,总体来讲我国的标准跟国际是一致的。但是不能简单对比某个指标的数量高低谈标准水平的高低问题。”

  京华时报:几乎每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矛头都会指向食品安全标准。我国的标准到底处于何种水平,是不是真比国际标准低?

  严卫星:的确很多老百姓有这个疑问。客观地说,我们标准制定的组织体系、标准架构、制标程序、制标原则、基于风险评估的科学基础跟国际上几乎是一致的。标准的性质方面有所不同,国际上有时候是推荐性的,有时候是强制的,我们国家都是强制的。因此从标准保护水平上,总体来讲我国的标准跟国际是一致的。但是不能简单对比某个指标的数量高低谈标准水平的高低问题。比如国际标准的镉的限量是0.4,我们国家的镉的限量是0.2,因为我们吃大米更多,国际社会吃面更多。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国家的标准比国际严格,所以这种比较应该看总体,不应该具体在某个指标上。

  京华时报:为什么大众的实际感受会相差那么大呢?

  严卫星:这个问题很好。因为风险的问题实际包含了三个层面:实际的风险、估计的风险和感知的风险。从科学的角度讲,实际的风险是难以准确识别的,因为测量难,且动态变化。估计的风险,这是我们专家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用当前最好的科学技术,使我们估计的风险更大限度地靠近实际的风险,使政府的监管更加有效。而感知的风险,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了解得多,认识的程度越靠近估计的风险。

  □标准认知

  “ “红心鸭蛋”、“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很多的事件中,这些产品本身已经不需要用标准去判定,我们对这样的产品是零容忍的。这个时候标准更多的起到延伸作用。”

  京华时报:为什么很多标准让老百姓很难懂?

  严卫星:大众对风险认识有偏差,跟专业人员看到的完全相反,这个责任不在于老百姓,而在于专业人士,这说明没有做好风险交流。这种差距永远会存在,如何掌握更多的技巧去交流,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公众,这一点确实需要学习。国际社会公认的框架是,风险评估是专业机构要做的,风险管理是政府部门要做的,而风险交流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

  京华时报:也不仅只是百姓理解偏差导致的吧?

  严卫星:我们常常碰到很多非法产品老说没有标准,这种思路是错的。“红心鸭蛋”、“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很多的事件中,这些产品本身已经不需要用标准去判定,我们对这样的产品是零容忍的。这个时候标准更多的起到延伸作用。也就是说标准只在衡量违法程度的轻重、责任的大小、评估健康风险的大小的情况下使用。

  京华时报:是不是标准提高了食品安全水平就高了?

  严卫星:食品安全标准是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措施之一。当前标准大家都有感受各方都关注,对很多标准的认识甚至出现了异化的现象。从最开始的没有标准不完善,甚至到了现在由于标准才出了食品安全问题的逻辑判断。而且有些问题根本不适合制定标准。什么情况下需要标准来发挥作用是有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