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广州市十次党代会，不仅在宏观层面上提出了城市发展的新理念、新路径，而且在会风、代表发言顺序等微观层面上也展现出一些令人欣慰的变化。

    给人印象颇深的是，前天市委书记万庆良同志参加的两场分组讨论上，现场关注的话题均长时间围绕基层社区的社会服务管理现状与创新，而且细致入微，从社区工作者的月收入，到编制晋升难题，再到社区的经费来源，无所不包。在下午的一个组里，万庆良书记甚至亲自“点将”，将更多发言的机会给了在场的几个居委会负责人，几位“社区书记”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汇报了所在社区情况，并直言不讳地提出工作中的一些难题和困惑。而当时间已经不多之际，一位尚未发言的女社区代表鼓足勇气，出人意料地打断召集人的话，以另一种“抢咪”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到额外的3分钟发言机会。

    这种畅所欲言的气氛、细致入微的询问以及基层代表急于表达诉求的场面，展现了广州从市委层面到最基层的“终端”层面，在社会服务管理创新上的务实进取和生机勃勃。这种对基层社区社会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探索，对于将民生幸福作为最高追求、对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全力以赴的广州而言，可谓是题中应有之义。

    道理很简单，转型期中国一个鲜明特征就是社会个体关系的“重组”：“企业办社会”模式的终结、商品房小区居住模式的主流化、城区村民“农转居”的身份转换……都日渐让人们生活的社区变成“陌生人社会”，给传统的、惯性的“单位管理”模式带来全新挑战和诸多难题。发挥并完善社区的终端社会服务管理功能，便成为一个应对之策。借助社区特有的归属感和“毛细化”，借助更健全的社区服务“网格”，有望让“单位人”在散落于社会成为“社会人”之后，重新在社区中找到归属而成为“社区人”。从发达国家社区足以令我们惊诧的丰富功能来看，社会服务管理职能的纵深下移是一种更高境界，更是应对转型期所谓“陌生人社会”各种新生问题之大势所趋。

    近年，广州在社区服务管理机制创新方面率先进行了很多有益探索，如设立街道“一队三中心”和实行“五个一”工程等。而未来五年，党代会报告也对此进行了周密部署，如政策资源将向社区倾斜、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推广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等。

    打造城乡“幸福社区”的新课题，需要群策群力、勇于突破传统思维和路径，不断在实践中创新方法、检验真伪、修补漏洞。这方面，我们要面对的新课题还有很多。比如，对于由原先的“单位人”整体转换而成的老国企转制社区，虽然流动人口比重较低、服务管理上相对简单，但下岗职工的社保欠账、收入偏低、公共设施陈旧等问题不容小觑；而像黄埔庙头社区等由“同村人”整体转换而来的市区农村转制社区中，外来人口是户籍人口的数倍，此类社区如何服务好管理好，同样需要新思路、新举措；至于普通的市民社区，则关系更为松散、成员更为复杂，如何管好服务好，不留盲区和死角，难度亦是不小。

    又如，社区(居委会)工作素来有“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之喻，如何在放权、松绑、减负多方面获得突破，让责、权、利更为对称，更好激发和释放基层组织的创新热情、工作效率，同样需要冲破思维窠臼，多听、善听来自基层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