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现“改判死缓翻案风” 专家呼吁引入判例制
自李昌奎案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改判死缓翻案风”，云南昆明、安徽宿州、广东揭阳、河南南阳等地都出现了被冠以“某省版李昌奎案”的法院判决事件，这些案件中的主要被告人大多一审被判死刑，二审则因为改判死缓引发被害人家属的不满及社会的关注。
李昌奎案也在法学界产生了分歧。一派观点认为，云南省高院对李昌奎案的再审是正义的伸张，另一派则认为，云南省高院启动的再审不符合法律程序；一派认为，云南省高院二审时改判李昌奎死缓体现了“少杀慎杀” 的刑事司法原则，是一种进步，另一派则认为，对于李昌奎“当杀不杀”，是在奢谈生命敬畏，不顾具体国情。
类似的相关案件，从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看，还不仅仅是“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原则遭遇了民间“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念的问题，更深层次的纠结在于，民意与司法如何统一，既让司法尊重民意，又不会导致民意干涉司法。
对于这类案例，究竟该如何看待，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多位法学教授及刑事辩护律师。
“少杀慎杀”与“当判必判”
对于周飞龙家属称此案为“广东版李昌奎案”的说法，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顾永忠并不认同。
他认为，两案有三点不同：第一，李昌奎案杀死的是两人，后果极其严重残忍。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故意杀死两人，一般会判处死刑。第二，李昌奎案情节极其恶劣，主观恶性极大，两名被害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第三，李昌奎之所以再审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是因为之前不判死刑并没有法定情节。
“按这三条来对照，这个案件恰好都不一样，该案致死一人，没有李昌奎案后果那么严重。另外，广东省高院改判时认为唐海燕具有法定重大立功情节。所以我认为这两个案件不能简单类比。”顾永忠说。
李昌奎案后，“少杀慎杀”这一刑事司法理念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进入21世纪，“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成为了最高法院奉行的司法政策，尤其是最高法院2007年1月1日收回死刑核准权后，更加大了对死刑案件的把控力度。
2010年，最高法院还颁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宣布要依法严格控制死刑适用，提出“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人士都认为，减少和废除死刑是世界文明的大潮流，尤其在中国死刑趋多的情况下，“少杀慎杀”作为死刑政策和刑事司法原则，应当在司法活动中坚持。
然而，“少杀慎杀”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杀人偿命这一传统观念存在矛盾，这一矛盾该如何解决？
顾永忠说，两种观念有冲突是客观现实，但现代司法显然不能迁就传统观念。“对传统观念，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包括法制宣传教育、媒体报道等，从正面解释引导，转变杀人必须偿命的观念”。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劳东燕也认为，现代司法不应当提倡酷刑和严刑，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要起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如果杀一人就判死刑，有时候反而会给犯罪分子“杀一个也是死，杀10个也是死，反正都是死，还不如多杀几个”的想法，“判处更多的死刑，只会增加暴戾之气，增加社会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
然而，也有声音担忧，离开具体国情奢谈生命敬畏，当杀不杀，当判必判，将无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张星水就认为，唐海燕案改判有些牵强，二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依据上值得商榷。“抢劫时杀人，图财害命，焚尸灭迹，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我认为少杀慎杀不适合这类案件。”
张星水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可谓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到现在并不是说过时就过时了。在司法审判中不考虑传统观念，突破底线，就是对善良人的伤害，就有可能会放纵犯罪，甚至导致为非作歹的恶人逍遥法外。
确实，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少杀慎杀”这一刑事司法理念被秉承后，在一些地方法院，死刑开始由过去的“扩张适用”转变为“能不用尽量不用”，“宽严相济”一边倒地向“宽”倾斜，对于不能明确是否该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地方法院倾向于判死缓。
此外，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约束，导致案情相似的案件在判罚上尺度掌握也不一致，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
对于这种司法实践上的不统一，民众无法理解，认为其中一定出现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在唐海燕案中，被害人的妹妹周来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