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门”事件，激起了网友对复旦学生的质疑和谴责。12月21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和学生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学生代表进行了零距离交流，首度公开评论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12月24日《东方早报》）

　　在看到杨校长的发言之前，我参加了一次以此为话题的电视节目。在节目中我说，“黄山门”不应该就这么“关上”——从危机公关角度，当事人和学校，或许会希望舆论早点消停，但针对这一事件的理性反思，其实才刚刚开始。这不是针对18位登山学生，也不仅仅针对复旦大学，而是针对当前的学生培养，涉及与他们相关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杨玉良校长的态度，是比较务实的，他没有回避问题——“我对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我们有优良传统，大家看看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的复旦就可以知道；但是由于市场大潮的大背景，我们在精神层面是有所下降的。这些年来，我们学校里，包括学校的教师、领导、学生，变得越来越世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怎样改变这一事实，是复旦以及其他大学面对的难题，这不能靠喊口号、谈体会，而应该反思导致领导、教师、学生功利、世俗的管理制度。在校领导层面，大学领导首要身份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而不是由教授委员会遴选，决定了办学的导向；在教师层面，学校实行的数量考核体系，把教育和学术都变为谋利的工具，大家所想的是怎样挣足够的“学术工分”、完成教学工作量，挂在嘴边的是课题、经费、论文与成果；在学生层面，从上学一路走来，接受最多的教育，是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听得最多的是考上名校，以至于学生维护学校的声誉，出发点或不是“爱校”，而是担心学校形象受损，为自己就业前景堪忧。

　　何止学校教育该反思。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引导学生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有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吗？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之下，我国的家庭教育已经“学校教育化”，家长充当校外辅导员，关心的是孩子的成绩，帮助教师督促孩子完成作业，不少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变为分数关系，缺乏亲情交融。

　　社会给孩子们的教育，则更为不堪。当6岁的小学生的理想是长大之后想做贪官，这说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要给孩子健康的价值观，面临多么恶劣的现实环境。更令人痛心的是，在每次责任事故面前，官员们推卸责任、打压舆论的做法，不是对学生们活生生的教材吗？

　　“黄山门”事件，是给学校、家庭、社会的沉重课题，不应该就此打住。事实上，回顾近年来发生在学生中的热点事件，往往都是“围观之后”作鸟兽散，改日又去“围观”另一事件。而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却没有深入挖掘，并启动修补、改善程序，其结果是，制造这些事件的土壤依旧肥沃。这样的环境，能给孩子们怎样的教育？能培养出怎样的人才呢？（作者系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