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知情权日，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发布了2009年度中国行政透明度年度报告。省份与直辖市排名方面，北京、天津、广东、上海领先群伦；部委机关里，银监会、商务部、海关总署、计生委行政透明度一马当先。（《新京报》9月29日）

　　从这份报告来看，各省与中央机关部委的行政透明度相差颇大，北大法学院王锡锌教授称之为“省强部弱”。纵然北京市和银监会各以76.5分和61分的高分荣膺所属分类的第一，行政透明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不仅因为在报告里有像监察部、铁道部这样与公众权利保障密切相关的部委评分叨陪末座，更在于这样一份中国最高学府出具的第三方调研结果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中国行政透明现状。

　　法国思想家布迪厄的象征性利润理论可以很好的为“省强部弱”现象作出解释。北大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对于170个行政单位每家发出5宗不同内容的信息公开申请，通过网络和实地调研的方式对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透明度进行了调研。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拥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具有公民个人无法比拟的强大权力资本，以此身份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在地方上、特别是基层受重视程度显然不能与个人相提并论。法学家朱苏力曾经在他的名著《送法下乡》一书中，介绍了这样一个事例：由于文化资本上的悬殊，作为北大教授、留美博士的他以“深入基层”的姿态为他们的采访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象征性利润。反观中央机关部委，不论是在行政级别还是社会影响力方面均不亚于北京大学，调研不存在获取象征性利润的可能，相反还有可能受到冷遇甚至要研究机构动用其他社会资源才能完成调查。以此看来，相比地方省份，调研报告里中央部委的行政透明度统计真实度可能更高。

　　在哲学家福柯眼里，知识即代表一定程度的权力。揆诸现实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北大研究机构申请信息公开或许会有反馈，但公民个人申请公开遭拒的案例数不胜数，地方政府甚至会无端怀疑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的公民有间谍倾向，公民个人的行政透明诉求依然难以得到满意的答复。是故，所谓2009年度“中国行政透明度年度报告”其实应该加上更多的定语修饰，至少要强调中国最高学府学术机构的调查主体身份。在我看来，这样一份报告最大的软肋就在于没有将公民个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纳入行政透明度的统计范围，毕竟北大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不可能为每个需要公开信息的公民代言。

　　任何一个有过申请公开信息经历的公民都会以个人经验去对比报告里相应机关的行政透明度，要做到准确而令人信服的确并非易事。但如果调查主体更加多元而广泛，报告里得出的评分也会更有说服力，结论的数字与理据支撑也会更加充分。单纯以学术机构、第三方的独立身份进行调查固然有其权威、公正的一面，但同时也难掩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尴尬。不得不说，过度依赖学术机构的独立性而放弃了对公民经验的获取才是这一报告的遗珠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