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关于中年危机的文艺作品越来越多。但我这一代人（1965年前后出生）有个特色——生就比上几代显得“面嫩”。“中年”到底怎么算起，“危机”怎样一个形态，算是彻底模糊了。即便想了解，也只好从文艺作品里去回忆。

　　■ 给困境中人观看的文艺，不应放弃希望

　　1980年代后期，以中年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已经出现了不少，比如电影《人到中年》、张贤亮等人的“文革”背景小说之类。可它们中能让大家单纯思考中年人生存状态的并不多，倒是像《克莱默夫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样的外国电影，给了我别开生面的记忆。

　　《克莱默夫妇》讲了广告人泰德·克莱默在妻子出走以至离异后的混乱生活。一个男人带着六岁的儿子，家事、公事顾前顾不了后，妻子在外面混好了，又来和泰德争孩子的抚养权……中年离异夫妇、单亲家庭背景下的亲情关系，让当时的中国内地观众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及人在艰难处境下营造温馨生存的努力。《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演的则是两个单亲家庭融合与重建生活的过程。赛车手让—路易和电影人安娜均已中年，各自拥有灾难性的家庭破灭记忆，他们因接送孩子而结缘，却又由于难忘的过去，而在结合过程中，辗转于彬彬有礼和撕心裂肺之间，几经煎熬才终于得以从生活的噩梦中挣脱。两部电影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却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普通人在艰难生活前的自尊与阳光心态，尤其是后一部，婉约中还带了一点雍容，跟《赫索格》、《鬼作家》、《杜宾的传记》那些小说描写的中年知识分子神神叨叨的生活状态并不一样。我虽然早早就上了写作和现代主义的贼船，但还是更喜欢那两部电影给生活所留出的希望的一面。人不应该放弃希望，给困境中人观看或阅读的文艺，更不应该放弃这种希望。

　　■ 外国“危男”与中国“更女”

　　近些年比较深刻反映危机中年的文艺作品，国内能接触到的，还是以出自英语世界的为多，它们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J·M·库切的小说《耻》，和吉姆·贾木许的电影《破碎之花》。而最妙趣横生的作品则都出自日本艺术家——比如筒井康隆的小说《文学部唯野教授》（被国内誉为日本版的《围城》，但我觉得它比《围城》更入世，也更犀利），比如周防正行的《一块儿跳舞吧》（港译《谈谈情，跳跳舞》）。

　　库切的《耻》讲了一个“老中年”倒霉透顶的故事：独居而处于性事饥渴中的大学教授戴维，因与女学生的情事丢掉了在大学的教职，只好避居到女儿乡下的农场，跟过去不喜欢的人们一起生活，干农活，去兽医诊所打下手。这期间，他们遭遇了黑人抢劫，女儿被强奸，后来还当了其中一个的小老婆。与以往反映中年危机的作品不一样，戴维是一个因生活危机而蹈入精神危机的人物，而且生活的危机源源不断。与以往的主人公不同，作为知识分子的戴维，在被动地接受生活的惩罚和打击的同时，头脑却开始进行了发达的反思：关于自己、关于男女，关于社会治安、关于种族与人际关系，关于生死。他没有反抗生活和社会游戏规则（无论它们是否反常）的能力，却也没有被干趴下，他在正视耻辱和惩罚的同时，试着去重新面对世界。

　　贾木许执导、比尔·莫里主演的电影《破碎之花》获过戛纳影展的评委会大奖。它讲一个叫唐·约翰斯顿的中产阶级老男人，某天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女士来信，说他有一个亲生儿子，现已长大成人，正四处找爹，很可能就在到他那里的路上。一个侦探迷邻居给唐出了个主意——把过去的女友列一个表，带上花去拜访她们，排查出写信之人。唐一路尝尽甜蜜与酸楚，旧日生活纷至沓来，唐却发现自己像个局外人。他两手空空回家，路上请一个头天在机场碰到的年轻旅行者吃外卖，大谈自己对生活的感慨：“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还没有到来，所以，要抓住你现在的每一刻。”说得对方连连点头。接着唐说了一句话把小伙儿吓坏了，“我老觉得我是你爸爸”。小伙儿说“你丫疯了”，撒腿就跑，消失在街的尽头……

　　在《破碎之花》里，“中年危机”被显示为“生活的一成不变”，解决它的办法则是——人们不要再虚度眼前的每一天。它和《耻》向受众传递的，都是某种深入并日常化了的励志主题！这方面，它们和周防正行的电影《一块儿跳舞吧》异曲同工。《一》片的主人公山杉是同样受困于乏味生活的公司高级职员，他因偶然的机缘，发现了一个由美丽女老师授课的交际舞培训班，从倾慕老师到迷上跳舞本身，再从跳舞对人际、家庭关系产生了更新一层的领悟。跳出乏味的寻常秩序与节奏，才能重新审视乏味，并从这一外表下发现自己过去漠视或忽视了的生活意趣。正所谓“蓦然回首”的惊喜，来自于人们对程式化生活的打破，和对自我意识僵化的挣脱。人对大脑升级的工作需要随时随地。这个行之有效的建议，真正实行起来，还需要当事者持之以恒的耐力作后盾。

　　过往的一百年间，“中年危机”的男人们，在国外文艺作品里的频繁出现，很像我们内地近年电视剧里的“更年期女子”。唯一的不同是：内地荧屏上的“更女”们，有一半左右在剧中担纲的是营造戏剧效果的调料；而“危男”们所承载的，更多是人类自救的使命与寄托。这可不是什么重男轻女，确切说，它所反映的正是国人与发达社会国民间的文化平均落差。

　　■ 恐惧“中年”的青年们

　　关于“中年危机”这一主题，中外文艺在差异上还有一个变奏：国外作品中，有不少尚属年轻的主人公，因担心“步入中年”和“变老”，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惊恐和慌乱（这点挺像我们生活中某些对婚姻和家庭生活充满恐惧的人士）。对这种情状，国内文艺少有涉足与刻画，而国外却涌现了不少杰作和经典形象，比如萨特《理智之年》里以献身抵抗运动来挣脱凡庸琐碎的青年哲学家马蒂厄；像厄普代克《兔子，快跑》里离家出走的26岁前中学篮球高手——“兔子”哈里；耶茨《革命之路》里一直密谋逃离凡庸生活、却终于未遂的惠勒夫妇；还有塞林格“格拉斯家族系列短篇”里索性弃人世而去的西摩·格拉斯，西摩基本上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的“天才成人升级版”，他讨厌成人世界繁琐与世故，对自己一天天步入芸芸众生的庸碌，表现出了复杂的自弃情绪……

　　文艺中的“危机中年”们的故事、旋律与光影，今后还会诞生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有人生便会有烦恼；有不同时代，便会有烦恼的不同表现；同理，也就有形形色色的文艺人，去为自己的时代，拼命探寻人类抵御心魔与困惑的佳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