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右)看完李默然饰演的李尔王(左)后，赞不绝口。李默然/提供
曹禺先生为李默然的题词，默然老师制成壁毯，挂在墙上。刘勇/摄
在我家的客厅墙壁上，挂着一幅壁毯，上面绣着“衷心祝贺以李默然为首的辽宁人民艺术院演出的《李尔王》获得极大的成功”。这是曹禺先生于1986年4月在上海中国话剧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期间，看过辽艺的演出，写给辽艺的鼓励祝贺。
面对壁毯，我常常陷入沉思，当曹禺先生百年诞辰到来之际，面对壁毯，我思绪绵延……我与曹禺先生是先识作品，后识其人品。
1945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时年17岁的我，在人民欢庆胜利的欢声笑语中，第一次知道自己为什么遭日本警察毒打，为什么生性好学的我年幼失学，成了缺少文化素养的无知顽童。
解放了，我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旧书摊买书、朋友处借书，哪怕有些尚不能完全读懂，也贪婪地、无选择地寻找。就是在此时，我读到了曹禺先生的《雷雨》，这是我生来接触过的第一个话剧剧本，虽不能完全理解其深意，但是还是为四凤、鲁妈、周萍、周冲乃至繁漪的悲剧命运流下眼泪。
1947年我参加了革命，在党和革命队伍的培育、教导下，各方面皆迅速提高，与以前的我判若两人。读过《原野》、《日出》，不仅初步理解了剧本的思想内涵，亦了解了这位大剧作家的概貌，我多么想演他的戏，多么想见到其人。
1956年，文化部举行第一届全国话剧汇演，辽艺在参加汇演后，留下来在首都剧场进行轮换演出，其主要剧目即新排的曹禺先生的《日出》，我在剧中饰演李石青。一日，曹禺先生来看戏，但我们事前并不知道。戏演完，在院长洛汀同志陪同下，曹禺先生健步走上舞台，与每个演职人员握手，当他握着我的手连声说“祝贺你演出成功！祝贺、祝贺”的时候，我当时只是傻笑，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说，事后深感失礼，但与先生初次见面留下的幸福感使我忘掉了不礼貌。识其人和想象中的曹禺形象竟是那样吻合：和蔼、慈善、学者风度……
此后十年(“文革”前)，凡我到北京演出，如《第二个春天》、《第一次打击》等，曹禺先生都到场指导，并一再叮嘱“要注意身体”，令我十分感动。此间，我还演出了先生的《明朗的天》(饰江道宗)、《胆剑篇》(饰吴王夫差)，可惜这两出戏曹禺先生未看到。
“文革”十年，我虽身处逆境，但当听到曹禺先生被下放到北京人艺收发室“改造”的消息时，心头仍感十分疼痛。我不解，什么人竟不顾民族尊严想出如此损招，曹禺先生是世界知名的呀，制造事端者还有无一点良知?1979年，云开雾散，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和煦春风，文艺界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小平同志祝词，代表们听后兴奋、激动、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但在同时召开的剧代会上，却出现了些许不和谐的局面。曹禺先生接受中央领导同志委托和建议，亲自主持了剧代会，在他的人格魅力感召下，剧代会终于以和谐团结的局面胜利结束。当我在会场见到曹禺先生，急步走上去与他握手并说：“您受委屈了！”他含笑说：“一切都过去了，会好的、会好的”。并且又一次叮嘱：“一定要注意身体”。
同时期，我在北京演出话剧《报春花》。在中国剧协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同时见到曹禺、黄佐临、金山、舒强诸前辈。他们握着我的手，热情地祝贺我的演出成功，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曹禺先生说：“你创作的形象鲜明、感人，有自己的风格，继续努力，注意身体”。我只是连声说：“谢谢，谢谢。”别的话似乎全不会说了。
1988年我在北京演出，一天接到中国剧协通知，参加欢迎日本友人杉村春子的招待会。在宴会上见到了夏衍、刘厚生等同志，我虽已年过“知天命”之年，但在这些老同志和外国朋友面前还是有些拘谨。曹禺先生似乎感到了这一点，拉着我走到杉村女士面前，向她介绍说：“这是我国著名的话剧演员，叫李默然。他有自己的风格，有很大的创造力。他成功地塑造了李尔王的形象。”杉村女士听后，通过翻译向我表示友好之意，并邀请我们到日本访问。我也只是重复地说着：“谢谢、谢谢！”曹禺先生又提议合影留念。曹禺先生的厚爱、提携，再一次深深地感动着我，教育着我。
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小组会后，曹禺先生拉着我走到张君秋、黄胄同志面前，对他们说：“你们看过李默然演的李尔王没有?应该看，演得真是好。”曾庆淮同志补充说：“我看过，真是很好”。又一次合影留念。曹禺先生一次又一次向别人介绍我、表扬我，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戏剧人才真诚的关爱，亦体现了先生对戏剧传承的亲切关注。
1996年召开全国第六次文代会。报到的第二天清晨，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来到我房间，他急促地说：“等一下，中组部有同志来找你，请不要离开。”说完转身离去，我如“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十几分钟后，两位同志来到我的房间，我不认识，是两位女同志，她们表情严肃面带愁容，坐下后一位同志开口：“向你通报一个不幸的消息，曹禺同志病逝了。”我的脑袋“嗡”的一下陷入了空白。接下来她们又说了些什么，我根本没听见，见状她们停止了谈话。半晌，见我恢复了常态，又继续说：“本来这次文代会还是想请曹禺同志担任文联主席的，现在不可能了。中央领导让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看看有谁来接任这个角色好。”我因思想毫无准备，又处在极度混乱中，记不得提没提新的人选。待两位同志离开后，我的眼泪止不住了，与曹禺先生虽交往不多，但留下的深刻记忆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一年前，为纪念我从艺50年，我将过去发表的文章集结起来，准备出一本书，留作纪念，并撰名为《戏剧人生》。在编辑过程中，我就奢望请曹禺先生为之写一篇序，但知道曹禺先生一直在医院，实在不敢开口，拖了将近半年，还是“痴心不改”，硬着头皮向曹禺先生提出，万万没想到曹禺先生带着微笑应允，并授意负责编辑该书的孙浩国同志(省艺研所长、评论家)代为执笔完成，简单告诉孙浩国同志要点，对此我真是喜出望外。
当我读完曹禺先生审定的序文之后，我真的深感汗颜，曹禺先生对我的评价太高了，我实在有愧。想不到他把社会上的传说如“北派表演”、“李派表演”之类的赞誉竟以文字记录下来，特别是他亲自修改的一段中说：“李默然是有鲜明的政治信念和明确的艺术主张的艺术家。”这样高的评价，出自大师之口，我怎能不激动，不深思。特别在序文的最后，他又一次叮嘱：“要注意身体”，而且特别加重了语气说：“因为你的身体不只是你自己的，亦是属于全国人民的。”长者亲情地关切，能不令我铭记一生?
剧人已逝，剧魂长存。与曹禺先生多次促膝交谈，对我的教诲与指导，在纪念先生诞辰之际，清晰地一幕一幕展现在眼前。
为对先生表示感恩之情，我将为我国话剧事业毫不松懈地工作、工作。
(注：2010年9月24日为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