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过去了，时代仍未追上曹禺的天才

曹禺逝世十周年时，万方独自去扫墓

     9月24日是中国现代话剧之父、著名剧作家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整个九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纪念演出遍地铺开。演出的纪念剧目包括《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这些都是曹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此后，曹禺的创作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再也没能写出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一个剧作家自身的悲剧比他笔下的悲剧更令人惋惜，因为时代，也因为性格的孱弱。

    “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

    “父亲晚年很少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曹禺的女儿、作家万方说。

    在万方的笔下，父亲一直没有快活过，他痛苦地挣扎，总觉得自己还能写出大作，挣扎的结果还是写不出东西。他创作生涯的前10年，从23岁到33岁，写了7部传世大戏，而人生的后47年，只写了两部半：《明朗的天》《王昭君》，《胆剑篇》是与于是之、梅阡合写。在那凝固的空气里，身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曹禺谨小慎微地活着。人艺党委书记赵起扬安排梁秉堃和于是之作为曹的助手，进驻科学院，写一部以科学家为原型的戏。临行前赵起扬嘱咐两个年轻人说：“好好学习，戏出来后你们不署名。”他们都理解赵的苦心。体验了一年多生活，曹禺对写出的东西永远不满意，他斥责那些是“中学生水平”，拿起来就撕，最后一事无成。好不容易写出个比较满意的《胆剑篇》，许多刊物要求发表，平素好说话的曹禺一概婉言谢绝。直到著名剧作家、当时《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提出发表，他才同意，原来他对剧本视若拱璧，不舍得给无名刊物糟蹋。

    “《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现在已经没人提了。他后半生的创作远远无法与前半生相比。”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戏剧理论家吕效平说。

    事实上，曹禺生前对这一切有清楚的认识。梁秉堃曾经撰文记载了曹禺一段故事。1983年，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来华，在北京人艺执导他的名作《推销员之死》。曹禺请他到家里做客。吃饭时，曹禺拿出好友、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念给米勒听。黄永玉在信里说：

    “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贱了你……”曹禺让英若诚把这封信，当着他自己的面一句一字地翻译给了阿瑟·米勒听。

    在万方的记忆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的社会活动渐渐多起来，头衔也越来越多，日常生活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填满。有时上午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看着看着睡着了。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电话总是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他一接电话就清醒了，人也精神了，什么事都应承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有时一天有四个行程，日历本记得满满的：追悼会、法国议会代表团、送机场、英国大使馆，等等。

    每次活动回来，总是弄得十分疲倦，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对万方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呗！没法子！”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万方说：我是用社会活动来麻痹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道：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曹禺最后的日子里，前后在北京医院住了8年，在此期间他的灵魂深处，始终想着创作。他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人物的对话，有写出的诗，更多的是他想写的剧本提纲等。曹禺天天在写，写了很多开头，但也总是停在了开头。

    那段时间，他的枕头边上常常放着《托尔斯泰评传》之类的书。他看起来很是认真，很有兴致。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