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剧照
曹禺是个智者，他的智慧是从情感渗透到理智之后迸发出来的智慧。他的思想往往具有贯通中西与古今的穿透力，从而对艺术的哲学辩证法有创造性的发现。
于是之六十岁的时候，曹禺写了条幅送他。于先生一直把这条幅挂在书房里当做座右铭。条幅上是这样写的：
初望殿堂，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往复追寻，渐悟妙境。思虑通审，态气和平。风规自远，才见天心。求艺无垠，可胜言哉。
那天是之同志心绪很好，他向我解释条幅的妙处。他告诉我，曹禺是在化用唐人孙过庭的《书谱》，《书谱》首句是“初学分布，但求平正”。“分布”是书法术语，“殿堂”就是一切艺术创作者的活动空间了。把“初学分布”改为“初望殿堂”，足见曹禺智慧，他把古人的书法格言，信手拈来，加以发挥，成了绝妙的带有普遍性的艺术格言。条幅的最后两句——“求艺无垠，可胜言哉”也是《书谱》里没有的。曹禺似乎是在暗示，求艺的无涯之路，就是在“险绝”与“平正”之间没有止息地往复追寻。他把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艺无止境”这句话生动地具象化了，而且还好像让攀登艺术高峰这句口号变得不再空泛。
我把条幅抄了下来带回家去，朦朦胧胧地感到，它应该对我的文章写作也有启发。
后来又想，这是否也是曹禺本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获得巨大成功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曹禺不也是在“险绝”与“平正”间“往复追寻”的吗？
从整体情调看，《雷雨》大致可以归为“险绝”，《北京人》就可以算做“平正”。
曹禺说：“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这还不“险绝”？！但天真烂漫的阳光少年周冲出场了，曹禺说：“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的一个春梦。”这还不“平正”？！
《北京人》是曹禺所有戏剧经典中节奏最平缓、气氛最平和的一部。但凡是读了这个剧本的读者，尤其看了这出戏的观众，看到北京猿人在舞台背景上蓦地现出一个硕大黑影，再看到小柱儿吓得大呼“奶奶”，同时传来袁任敢的声音：“你看，这就是当初的北京人……”心里都会一惊。“平正”里也有“险绝”之处。
曹禺的智慧表现在他的艺术思维的辩证上。他认为契诃夫的剧本《三姐妹》是一大艺术奇观，因为据他所说，在这出戏里，虽然“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发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
据说，曹禺若是见到一个他以为艺术水平不高的剧本或戏，他就说这个本子“普通”。
我曾经揣想，“普通”是否就意味着剧本里一点没有“险绝”的元素。
“险绝”不一定存在于戏剧场面里，而是蕴含在剧作家的艺术构思里。曹禺的《〈日出〉跋》里有这样一段话：“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般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
读者也会惊异，怎么曹禺是在一个羁留在下等妓院的翠喜身上发现了“一颗金子般的心”？但在小说《复活》里，托尔斯泰不也是在妓女玛斯洛娃身上发现了“一颗金子般的心”吗？在经典作家的智慧里总是有人道主义在闪光的。
在《〈日出〉跋》里，还有一段话也许能引起读者的诧异：“《日出》里这些坏蛋，我深深地憎恶他们，却又不自主原谅他们。(如李石清、潘月亭之类)奇怪的是，这两种情绪并行不悖。”除了对于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深刻理解之外，这里是否也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的智慧？这位戏剧大师曾经说过：“演坏人的时候，应该想到他好的地方。”
文化上的大家都是智者，因此我们很容易从这位大家联想到那位大家。面对大师，我们高山仰止，因为高山通连着高山。
曹禺的金玉良言
——写在曹禺百年诞辰之际
俄国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不少至理名言，如“戏剧表现人的精神生活”，如“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前者确立了戏剧艺术的一个宗旨，后者奠定了演员道德的一块基石。
中国大戏剧家曹禺也说过不少金玉良言。我也想从中选取两句，当做他留给我们的谆谆教诲。
一句是：“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一句是：“骆驼坦步，龙马精神。”
前一句出自1936年写的《雷雨·序》，是说他创作《雷雨》的心得体会，却也道出了不朽的戏剧经典、催人向善的精神诉求。曹禺的四部戏剧经典都是本着这样的悲悯情怀、人道精神创作出来的。
《北京人》里的愫方当是曹禺笔下一位心地最美丽也是最具悲悯情怀的戏剧人物。愫方的两段台词让人动容，那都是在全剧尾声处说给瑞贞听的。
一句是“声音都有些颤抖地”说了出来的：“他(即曾文清)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侍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
一句是“哀悯地”说出来的：“在外面还是尽量帮助人吧！把好的送给人家，坏的留给自己。什么可怜的人我们都要帮助，我们不是单为着吃才活着的啊！”
1957年，曹禺的得意门生蔡骧(1923—2001)在北京广播剧团排演《北京人》，获得巨大成功。周恩来总理也去看了。看完戏，到后台和演员们见面，问：能不能把最后一幕愫方和瑞贞那段戏，再演一遍听听？于是，扮演愫方的李晓兰和扮演瑞贞的赵丽平又在总理面前把那段最打动人心的一场戏重演了一遍。总理问：台词中“把好的送给人家，坏的留给自己”这一句是不是新加的，导演蔡骧说：原来就有。总理说，那就好。
周总理在后台再听一遍曹禺经典台词的场面，应该留存在《北京人》演出的恒久的记忆里。
当代的中国剧作家都能承认自己与曹禺的差距。这差距是多方面的，最需要正视的差距，是我们缺乏曹禺的人文精神、悲悯情怀。在中国话剧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曹禺比他的任何一个同行都更想理解人，更懂得爱人、爱生活、爱青春生命。
“骆驼坦步，龙马精神”这八个字，是1987年曹禺在纪念北京人艺建院三十五周年时写的题字。这八个字既是对北京人艺过去成功之路的写照，也是对北京人艺未来走向的期许。
“骆驼坦步”意指对于艺术传统的坚守；“龙马精神”意指对于戏剧革新的追求。如果没有这样毫不动摇的坚守与追求，北京人艺就不会有1958年的《茶馆》和2009年的《窝头会馆》。
曹禺深谙“传统”与“革新”和谐统一的艺术辩证法。他让我们坚信：没有革新的传统是缺乏生气的，没有传统的革新是缺乏根基的。曹禺早在1983年3月15日，就在写给《绝对信号》两位主创林兆华、高行健的信中，把这个艺术辩证法说得一清二楚了：
“北京人艺从不固步自封……它是继承了我国话剧传统，却又不断汲取新精神、新形式，开拓广阔艺术疆域的地方。”
清华大学校园里立着一块石头，正面刻着“清华大学”校名，背面刻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
我有时遐想，在首都剧场前边临街的那块刻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字样的巨石背面，也可以刻上“骆驼坦步，龙马精神”这八个字的。因为我们也可以把这几个字，视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终身院长曹禺，留给他心爱的剧院的院训。而对于其他任何一个跋涉在艺术之路上的创作集体或个人，这几个字又不失为一个可靠的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