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上午,北大校长周其凤在长沙市一中举行演讲。在谈及中外教育时,他表示,美国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周其凤认为中国的教育很成功,理由是中国这些年都在飞速发展,“我们的国家在进步,靠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人才。”(12月25日《潇湘晨报》)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北大校长的教育之说,宛如腾腾燃起的烈焰,一经点燃,便难以扑灭。舆论围剿之下,这个曾经的新生代“神曲”谱写者,再度为腹背受敌的话语攻势所层层环绕。

  争议与是非的梳理,终得回归于论断本身。倘若对周其凤的“教育论”予以不带偏见的审视,责难与非议的发端、壮大,是不难被洞见的。毕竟,在这个发展中的国度里,既已存在和正在发生的那些真实,早已赋予“教育”一词以沉重的悲凉。行政色彩浓郁、唯分数论盛行、投入占比不足4%、教育歧视难以根绝、校车事故频发……这些碎片化的语境,足以拼凑出国人关于教育的完整记忆。意味深长背后,是一个让人五味杂陈、却又不得不直面的真相:囿于硬、软件环境的掣肘,中国的教育,虽获取了一定的成就,但仍与经济发展的节奏呈现出某种深刻的断裂,滞后之余,是痼疾缠身的教育现状;即便于世界范围的横向比较,与发达国家的现实落差,亦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正因如此,周其凤的“教育论”,虽“褒中贬美”,却终因对简单事实的无视,而未能实现对公众的迎合。甚至相反,透过那些被他过滤的真实,人们依稀窥见了一个妄自尊大背影,里面淤积着一种井底之蛙的虚妄气息。

  然而,有待厘清的是,这通逻辑混乱、评说失实的教育之论,真是身为北大校长的周其凤的真实认知?遑论常识,即便置于其演说场景之下,答案也或是否定的。须知,周校长的校园讲演,虽屡次为其动机正明,但过多和冗长的自我标榜,却难掩“宣传北大”和“招揽生源”之实。因而,在诸如“北大是中国最好的一所大学”、“如果错过北大真的很亏”这样的话语片段之下,中美教育论便携带了新的解读意义:于“褒中贬美”之中,藉以抬高北大。基于此,周其凤的“教育论”,与其说是源于认知的浅薄,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隐晦的宣传。

  毋庸置疑,公共语境下的话语表达,应该按照可以被接受的方式进行。身为北大校长,周其凤某种程度上算是中国顶级学府的代言人,对中美教育的评说,理应中允而客观。而当一种明显悖逆常识的论断,裹挟着隐晦的功利与自我脱口而出之时,言说伦理的变质是显而易见的。变质之下,那如潮涌至的舆论批判,固然在于论断之谬,但更在于北大校长身份定位与言论之伪的角色错位、公众预期与现实呈现的深度落差。

  发轫于周其凤“教育论”里无法填平的角色落差,它提醒的,倒绝非中美教育高下与成功之争,而是说,囿于种种因素的包围,一种公共人物不愿讲出真相的虚伪,正在逐渐触碰这个社会的容忍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