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菊芬能坦然面对死亡,但却无法坦然面对自己的女儿 本报记者 张训武 摄

　　外人很难揣测，当杨菊芬作出捐献遗体的决定时，究竟是赎罪的成分多些，抑或像她所说“只是为了减轻女儿的仇恨”？她是“名震江湖”的“黑老大”蒋家田的情妇；现在，她是一名等待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死囚。更准确地说，或许，她是一个只能通过遗书向女儿陈述往事、忏悔罪过的母亲——如果死刑复核核准并被执行。这位 “黑老大情妇”生命最后的救赎能实现吗？相关专家表示：如果她被执行的是注射死刑，才存在捐献遗体的可能；若是枪决，则她的愿望终将落空。

　　等待复核的日子 从煎熬到坦然

　　早就知道结果了，没什么好害怕的

　　寒风呼啸而过，为杨菊芬的双颊添上了一些潮红，这抹健康的色泽映衬着她满脸的笑容，让人很难将死亡与这个未满三十岁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与其他在押人员相比，目前被羁押在五华区看守所内的杨菊芬，确实有种超乎寻常的坦然，让人能够清楚地分辨出，那份淡定并非出自伪装。“早就知道结果了，没什么好害怕的。”坐在沙发上的杨菊芬抬眼看着对面的管教民警，示意这种平和心态与对方的工作密不可分。

　　与杨菊芬面对面之前，记者从管教民警处得知，在拿到一审死刑判决的结果后，杨菊芬一度出现剧烈的思想波动，那是人类在面对死亡时的本能反应。其实，管教民警也很难判断，自己、同事以及室友的开导和安慰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总之，在经历一段时日的以泪洗面、夜不能寐和拒绝交流后，杨菊芬似乎平静地接受了死刑这个结果。

　　最难熬的，也许正是现在这段等待死刑复核的日子，因为不知道在哪一天，就要和世界说再见。“两年零两个月了，时间太漫长……”杨菊芬幽幽地说，被羁押在五华区看守所的这段日子，对她来说，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再贴切不过。

　　即使自称做好了心理准备，杨菊芬还是会选择用“判决结果”来代替谈话中不可避免的“死刑”一词。这个反复强调“世界上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妈妈”的女人，在自责连累母亲遭遇牢狱之灾的同时，自然也想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对年幼女儿未尽的责任。

　　在人们指责蒋家田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社会带来的危害时，很少有人想过一个问题，一旦蒋家田和杨菊芬双双被执行死刑，他们5岁的女儿将就此成为孤儿。对此，原本已经选择放弃的杨菊芬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希望“得到一个继续照顾女儿的机会”。最后的挣扎显得有些徒劳，今年8月27日，随着一纸判决书的到来，杨菊芬的愿望再无实现的机会。省高院作出终审宣判：驳回蒋家田、杨菊芬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处死刑的判决。

　　只是这一次，杨菊芬没有显得过于失望，“其实二审开庭时我就有预感，改判是没有可能了。”

　　麻雀变凤凰的日子 来自钱的诱惑

　　决没想过将人生跟“黑社会”联系在一起，那是影视剧中才会出现的情节

　　和当地大多数女孩一样，因生活拮据无力支付学费，出生在保山市龙陵县的杨菊芬读完小学后便辍学在家，平日里，帮母亲蒋满英做些简单的农活和家务。在那些终日奔忙于田间地头的农村少女中，她是颇有几分姿色的，这一点杨菊芬很自信。那时候，她对于金钱的概念，只不过是在改善家里的生活水平之余，能有点多余的闲钱为自己置办几件化妆品，满足一个少女展示美貌的小小虚荣心。

　　她决没想过将自己未来的人生跟“黑社会”联系在一起，那是只有影视剧中才会出现的情节。

　　但人生如戏。16岁那年，不满足于现状的杨菊芬离家前往瑞丽打工，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张姓友人。2004年，在昆明开洗脚城的张某邀她到店里帮忙，做些煮饭看门之类的杂活。正是朋友的关照，无意间促成了杨菊芬与蒋家田的相识。

　　当初蒋家田提出要和她在一起时，杨菊芬大感意外，他们之间确实投缘，但与爱情不沾边。那年，杨菊芬23岁，拿着每月几百块的工资，思忖着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和昆明城里的姑娘一样时髦漂亮。面对蒋家田非同凡响的经济实力和“江湖地位”，杨菊芬很难抵挡住诱惑。很快，她与蒋家田同居，过起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每月从蒋家田处领取充足的生活费后，杨菊芬抽出大部分寄回农村老家。面对这笔与她实际收入天差地别的款项，父母察觉到了女儿生活的变化，追问她究竟和什么人在一起。“就是一个比你们年龄都大的人。”被逼急了，杨菊芬只能用这句话暂时搪塞，丝毫不敢提及蒋家田“黑老大”的身份。但仅仅是与蒋家田28岁的年龄差异，就已经让其父母无法接受。

　　强压之下，杨菊芬考虑过离开蒋家田，她偷偷从对方每个月支付的上万元家用中攒下一部分，意在为将来无依无靠的生活留后路。蒋家田对此一无所知，也不会知道，一个小生命的悄然而至，会导致两人的关系峰回路转。

　　奠定地位的日子 女儿带来改变

　　如果没有孩子，或许我早就离开蒋家田了

　　杨菊芬感到庆幸的是，自己被警察戴上手铐带走的狼狈模样，并没有让女儿亲眼目睹。她只能暗自揣测，在那双清澈无忧的眼中，她的形象依然是温柔慈爱的。从2008年9月15日起，她和女儿再也未曾谋面。女儿留给杨菊芬的最后印象，是蹦跳着跑进幼儿园大门的小小背影。

　　可以说，女儿在杨菊芬和蒋家田的关系中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纽带作用。

　　“如果没有孩子，或许我早就离开蒋家田了。”无论杨菊芬是否真的动过离开蒋家田的念头，她的人生轨迹，因为一个小生命的意外来临而改变。被坊间冠以“黑老大”名头的蒋家田，在孩子面前却是一个慈父形象，就连杨菊芬都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对孩子更细心”，甚至发出“他对孩子比对我好”的抱怨。

　　在女儿满周岁那天，蒋家田在北站某酒楼设下数十桌酒席，为女儿大办生日宴。众所周知，蒋家田已有家室，这场生日宴的意义，被其手下众马仔解读为对杨菊芬母女身份的肯定。而这，正是杨菊芬下定决心追随蒋家田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她此后顺利接管了蒋家田帮派中的经济大权。

　　编织毒网的日子穷则变变则贪

　　自己之所以沦落到如今的下场，用“穷”、“贪”二字足以概括

　　改变主意的还有杨菊芬的父母。眼看着生米煮成熟饭，他们便也再没对两人的关系提出质疑，甚至先后赶赴昆明照顾怀孕的女儿，并在此过程中与蒋家田逐渐熟悉。对蒋家田而言，与杨家的结合则标志着在其庞大的犯罪网络中，增添了贩卖毒品这一分支。作为帮助蒋家田与缅甸毒品生意人牵线搭桥的关键人物，杨家几乎包揽了毒品从境外运送到境内贩卖的各个环节，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和蒋家田在一起后，无需再为生活奔波的杨菊芬沉迷于赌博，平均每天就输掉近4000元——这相当于她当年在瑞丽打工时一个月的工资。2007年，在双方共同筹资购买大客车投入长途客运时，杨菊芬嫌弃每月三万余元的利润太低，主动建议蒋家田利用客车运毒。蒋家田对此予以采纳，将此事交托杨菊芬全权负责。

　　长途车投入运营头一个月，杨菊芬跟车前往南伞，在缅甸赌场一试身手的她一举输掉了二三十万元，蒋家田不仅毫无苛责，反而将经济大权交由杨菊芬掌控。她也确实没有辜负对方的信任，经过精心策划，让父亲杨国应担起了联系境外货源的“重任”，让大哥杨枝能参与运输，运到昆明的毒品藏匿在母亲蒋满英的住处，再由杨菊芬指使手下寻找买家。如此的全家齐上阵，在疯狂累积财富的同时，也为日后杨家集体获重刑埋下了伏笔。

　　用杨菊芬的话说，自己之所以沦落到如今的下场，用“穷”、“贪”二字足以概括。年幼时贫困的家境，让她对金钱的渴求上升到极致。穷则思变，杨菊芬对此的解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尽一切手段实现财富最大化。正是这无止境的贪念，将杨家人一步步推入罪恶的深渊。

　　悔过反思的日子 用捐遗体赎罪

　　得知终审判决后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捐遗体的念头变得清晰

　　树倒猢狲散。随着“蒋家田案”的宣判，杨菊芬所有直系亲属除女儿外无一幸免。而自她被羁押到五华区看守所后，往日来往密切的朋友中，仅有一位姐妹每隔数月给她送来几件应季的衣物，但“从6月后再也没来过”。

　　杨菊芬盯着铅灰色的天空，双手机械地反复揉搓着衣角，“天冷了，都不知道有谁能为女儿多添一件衣服……那可是我唯一的女儿呀……”杨菊芬捂住脸，大颗大颗的眼泪无声地从指缝中滑落。在整个聊天过程中，只有在提及女儿的时候，才能触发杨菊芬如此明显的情绪变化。

　　再次获得女儿的消息，距离杨菊芬被羁押到五华区看守所已过去了两年多，她把这看作是真心悔过换来的回报。“得知终审判决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已经不可能得到社会的原谅。”直到那时，此前隐隐萌发的捐献遗体的念头，逐渐变得清晰而坚定。

　　趁一次所领导探视的机会，不善言辞的杨菊芬尝试着表达了这个意愿，并获得了对方的尊重，希望她以书面形式进一步具体阐述。为避免词不达意造成偏差，自嘲为“文盲”的杨菊芬特意请同一监室最信任的朋友代笔，草拟了一份遗体捐献申请书，几经修改后，这份申请由五华区看守所呈交给了上级监管部门。

　　杨菊芬相信报应。就在递交申请数日后，2010年10月28日，她意外收到了一封来自蒋家田的书信。蒋在信中嘱托杨菊芬要照顾好自己、调整好心态，可在她看来，这封信最大的价值，在于蒋家田向她透露了女儿的行踪：“孩子现在被蒋家田的大女儿带回四川抚养。”有心无力的杨菊芬，似乎对这个结果倍感欣慰。尽管与蒋家田的大女儿并无交集，但她却愿意相信，同为女人，对方也会用一颗善良柔软的心，对待同父异母的小妹妹。

　　■心 声

　　作为母亲：我想消除女儿心中的恨

　　在给蒋家田的回信中，杨菊芬语气平淡地写道：“不要担心，我会过好每一天……”他们都明白，在双方所剩无几的时日里，这样的信件往来不会再有多少次机会。

　　这封书信，如今已被杨菊芬妥善保管，打算留给长大成人后的女儿，“让她多个途径了解自己的父母”。她想把女儿搂在温暖的怀里，亲口向她忏悔父母往昔的罪孽。不过她知道，自己可能没有机会了。

　　两次庭审现场，女儿都没有出席。按蒋家田的解释，是不想让年幼的女儿受到伤害，杨菊芬对此予以理解。“我现在特别想看看她，可又觉得我们最好不再见面，你们能理解我的矛盾吗？”杨菊芬突然抬眼望着大家，现场却没有任何人能设身处地地回答这个问题。两年多未曾相见，杨菊芬印象中的女儿一定已经变了模样。尽管无法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她还是希望女儿将来“不要太有钱，不要重复妈妈走过的路，做一个健康快乐的普通人就好”。

　　杨菊芬并不回避，之所以打算捐献遗体，出发点多少是为了女儿，希望借此举弥补自身过错的同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量留给女儿一个相对正面的形象。这还远远不够，考虑到女儿可能面临的心理问题，她希望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承担起开导安抚的作用。

　　在杨菊芬看来，如何消除她和蒋家田带给孩子的心理阴影，以及可能由此萌发的仇恨思想，将对女儿的人生道路起到决定性作用。“我想趁现在还有些时间，写一部分遗书留给她，和她谈谈父母的过去，向她真心忏悔父母的罪过……”令她苦恼的是，仅有的小学文化让她的书写过程十分艰难。

　　是否能战胜时间和文化的双重障碍，顺利留下些文字尚且不得而知，杨菊芬的另一个愿望在具体操作中也面临着重重挑战。想要将捐献遗体变成现实，按程序首先需要把当事人的申请告知其直系亲属，并获得签字确认。而现实是，杨菊芬的所有直系亲属均深陷牢狱。

　　截至昨日，杨菊芬还没有等到是否能够捐献遗体的正式回复。假如赶在死刑复核下达前，顺利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核批准，就一定能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吗？昨日，记者从相关专业人士处得到的答案是：即便那样，可能性也仅有50%。据昆明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前主任李老师介绍，一旦遗体捐献者被执行的是枪决，子弹贯穿心脏将导致用于保存遗体及器官的药水不能灌注，这意味着其器官组织无法保留。如果被执行的是注射死刑，就存在捐献遗体的可能。（特别鸣谢五华区看守所对此次采访提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