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黄山门”事件，因为12月23日《成都商报》的一则报道再度升级。据悉，事发时，被困学生曾三次电话报警未果，一名叫施承祖的27岁青年发短信给自己远在上海的二姨父，上海警方随即通知安徽省政府，层层领导指示传下，黄山当地空气骤然紧张。

　　在这场救援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正如事后山友讨论这次大规模救援，属于国际惯例中的顶级救援级别———红色险情应对措施。而与之对应，18名学生在相对安全的状态下被困，无人受伤。属于遇险中最轻的险情。

　　“夜不上黄山”，这是经验，当然也是教训。学生遇险，不管是不是复旦生，当然应当救援。但是，若从技术论，既然他们的状态相对安全，救援者应当天亮后上山，这样，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牺牲。所以，现在，事后人们质疑，这位警察的牺牲能不能在保证学生生命安全的前提下避免？

　　最轻的险情却以“属于国际惯例中的顶级救援级别红色险情应对”。成都商报的报道，关键词在于某学生的“二姨夫”。

　　三次报警失败后，一个队员想到了上海的亲戚。当时的说法是，他二姨父影响很大，如果向他求助，绝对有效。队员报警时报告了被困的状况，在讨论方位时，黄山方面接警人没有听明白，也没有公开学生的身份，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远在上海的二姨夫接短信后，短短一小时内，层层命令从上海到安徽，事件性质完全改变，变成了行政指令下的“高射炮打蚊子”。前面传消息说有人掉下去了。救援队被要求继续下撤。探险队领队侯盼坚决反对，近50人的队伍多数返回临时营地，13日上午10时，18名驴友安全出山。由此看来，18名驴友所遇到的只是“户外运动中最低级别安全威胁”。本可以停下的救援行动因为“二姨夫”才硬着头皮继续。

　　整个过程中，有两个假设不能不考虑。第一，假设学生没有二姨夫，学生报警是否有效？第二，假设学生没有二姨夫，警察是否能不牺牲？这两种后果，并非取决于二姨夫，而取决于执行的部门。执行的部门如果视每个公民为重中之重，学生报警应当有效。执行部门如果即使接到“二姨夫”之令，也能科学救援，警察应当不会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