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拯救美国？中国农民！这不是天方夜谭，是《谁来拯救美国》一书的作者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一次演讲主题。这位名叫陈彼得的华裔美籍学者，日前出版了《谁来拯救美国》一书，该书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一本畅销书。该书认为，中国9亿农民在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巨大而持续的消费需求将帮助美国走出衰退。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讲过，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

　　城镇化的“历史大片”也正在湖南上演，“四化两型”战略中，新型城镇化是重要的内容，也是湖南寻找发展内生性力量的重要支点。新型城镇化走什么路径？

　　“不要向我提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一概念。对我而言，GNP的意思是国民总污染。”

　　这是一位年轻的激进派向GDP与GNP提出的挑战，被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写入了他著名的教科书《经济学》第10版第一章。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关于“增长”与“发展”的一场经济学争论。没有人预料到，在40年后，在大洋彼岸的湖南执政者，会面临一次类似的抉择，关于城镇化增长质量与数量抉择：

　　是像重庆“户改跃进”那样的计划，短时间内实现农民变市民？还是选择中心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城乡统筹？现实在于，大规模的“农民变市民”计划，使农民以均等化方式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高额成本，对于尚属转型中的湖南而言，显然有些吃力。

　　正在尝试的一种湖南路径是，加快长株潭“3+5”城市群的建设同时，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关注“人”与“城”的协调发展。

　　这或许也成为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厅长高克勤最新的工作命题。在他的办公桌上，8月25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一份《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上，关于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语句，被重点标记。

　　新型城镇化应更重视公共服务

　　7月11日早晨，当天空自行车俱乐部车友“D大调琴音”在望城县光明村崭新的车道上，发出“这在城里难得见到”的感叹时，黄泥铺村村民范胜益，正在给自家砌灶屋。

　　就像大多数游客一样，“D大调琴音”们往往最多骑到范胜益家门口就折返了——范胜益的家，刚好在光明村和黄泥铺村的交界处。

　　不到一公里的距离，两张截然不同的村落面容——统一的白墙青瓦，规整的自行车道，以及连市区都少有的太阳能路灯，因为湖南首个“两型”村庄的试点，光明村与黄泥铺村已呈“泾渭分明”之势，尽管，2008年以前，两个村并没有什么不同。

　　望城县白箬铺镇西北部的光明村，2004年前还不曾摆脱“贫困村”名头。村民除了人均八分耕地糊口，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

　　6年后的今天，这里已成为湖南知名度最高的村庄——“当然羡慕他们，收入比我们高多了。”范胜益说。按照光明村的合作社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和产业发展，2010年入社所有村民总收入可达61.5万元。

　　光明村的变化，不仅是建设新农村的示范，也是湖南省城镇化的思路变革。

　　按照8月12日公布的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推进新型城镇化”将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和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同时，《决定》也对新型城镇化如此定义：“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

　　为什么是新型城镇化？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贺青云分析称，城镇化率的提高，可以极大地扩张市场需求。从消费方面看，根据测算，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水平，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消费多增0.8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相比过去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城镇化模式，全新的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以提升城市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从1995年就已经开始参与制定过湖南某些县域规划的贺青云说。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所做的一份调研显示，2009年湖南省城镇化水平为43.2%，比2005年提高6.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55个百分点。

　　“湖南将大力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决定》说。

　　“没有产业的城镇化，是空想”

　　“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修一条路，就叫城镇化。没有产业支撑，不可能持续。”长沙周边郊县一位副县长说。

　　坦率而言，光明村的发展模式，很难完全复制——这个完全由政府投资2400万的村庄，因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限的根本原因，很难得到大规模完全复制。“毕竟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贺青云说。

　　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调研报告说，资金缺口大，是城镇化建设要素瓶颈制约严重的最直接问题。根据经验数据， 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需要基础设施投资6万元，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基础设施投资8008亿元，投资多增加4.1个百分点。

　　“当前资金问题特别突出的，主要是在大多数县市和乡镇这一层面。”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一位相关负责人称。

　　这显然是湖南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解决的一道难题。“如何有效的调配资源，寻找到更适合当地的发展路径，是执政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这位副县长说。

　　望城县今年所进行的城镇化试验，正试图寻找到“用有限的资金，寻找合适的产业”路径。被称为铜官窑唯一传人的胡武强对此感受极深。这位在2003年“借钱买火车票”去北京参加中国民间工艺品展的民间老艺人，刚刚在铜官古街旁的山头花了20万元买了块地，“打造一个陶瓷展示、交易、培训的平台”。

　　一个细节是，就在9月，他的名片，从“长沙铜官窑传统手工陶艺”变成了“长沙胡武强铜官窑陶艺有限公司”。

　　而在这条已经被统一保护的古街上，已经有好几家类似的手工陶艺作坊。“现在交通方便，以及政府的一些振兴政策，对于我们发展很有帮助。”胡武强说。

　　铜官仅仅只是望城特色城镇化的一个缩影。按照望城县的计划，全县城镇建设分成了现代都市型（高塘岭、星城、丁字、黄金）、特色旅游型（靖港、乔口、铜官、格塘）、绿色生态型（东城、新康等）三种类型城镇模式。

　　比如，古镇靖港依托旅游为产业支撑，渔业发达的乔口以商贸为主打，配合古镇旅游卖点，而丁字镇则借力于长沙城市扩张之际，承接长沙物流业的转移。

　　“必须要有产业作支撑，否则，就叫虚假城市化。”贺青云说。而正在为望城县进行“一江两岸新区发展策略研究”的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翔亦强调了产业对于城镇化的重要性。

　　一种学界和政府的共识是，产业是城镇发展的经济支撑，是凝聚要素的磁场。“有没有产业，特别是二、三产业是不是发达，是决定城镇能否加快发展、人口聚集和吸引农民进城的关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说。

　　“人”和“城”的协调

　　“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说。这被中国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解读成了中国式增长抉择不可忽略的一个要点，“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发展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人谋福利。”

　　而这，似乎正在成为城镇化变革带来的最大争议。9月13日省统计局农经队公布的调研报告，显然不那么令人乐观。在抽取长沙、益阳等5市33区县1460户城镇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进行调查问卷后，仅4成失地农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或比较满意。

　　出于对未来生活保障的忧虑，是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变身”城市人的重要原因。“有地至少不会饿死。”范胜益说。尽管每年通过种地的收入和支出基本只能平衡，但是他还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一份调查中分析，湖南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尚未打破，尽管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但他们大多数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权益，即使一些转为城镇常住人口户籍的农民，也很难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保等待遇。

　　事实上，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也不是单纯拆迁改建，而是对传统工业化和小农经济的彻底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真正增加农民收入，他们才可能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体。

　　而更深层的或许是，提供给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不是以政府意志强制推行大规模的农民进城。“采取自愿的方式，让农民自己选择很重要。”乔口镇一位负责人说。

　　在乔口模式中，政府经过土地整理实现资源的整合，通过耕地复垦——自主选择——重新分配——土地流转，进行资源调配。

　　愿意住在镇上的居民，可提供120平方米左右、不超过3层的自建土地；而愿意住在乡村的，则通过一定补偿集中居住在田地附近。而部分通过土地流转将土地租赁出去的农户，还通过应聘方式成为了农业工人。

　　“每个月工资2000元左右。”在望城县翠翠农业发展公司“管事”的杨跃进说。他家土地全部以400元/亩/年的价格租给了这家农业公司，他也选择了进入这家公司工作。

　　事实上，进城农民大多会选择进入中小城市，也有部分就近到小城镇，而进入中小城镇的农民的第二代会再向大城市迁移。

　　“需加快研究和制定政策，让农民获得稳定、较好的收入，真正让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经济，强化城市认同。”一位政府部门人士称。